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杨平：海峡的那边

http://www.sina.com.cn 2005/09/15 15:26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平

　　台湾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台北，而是在深圳。从台湾返程途经香港，驱车直奔深圳皇岗口岸，入关时，填写入关登记表，左右寻找不见笔，向其他同胞借用，无人理睬，向值岗士兵，答曰：“口岸不备这些，旅客应该自备。”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转念一想，忍忍吧，这是在大陆，不是在台北，不能拿彼比此。

　　晚间在深圳与朋友小聚，吃饭订在一家颇具规模的湘菜馆，菜肴点毕，凉菜与酒水已上，朋友们正准备下筷之时，包间门突然推开，两位小姐进门：“先生，这里有本店最具有特色的海鲜，向几位推荐，用后一定满意”。待我们打发完后刚刚举杯，房门又被推开，另外两位小姐旋转进来：“先生，这里有最好的古巴雪茄，肯否尝试。”——一晚兴致，就此败坏。我压抑不住地对朋友们说：“要是在台北，肯定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台湾人的商业道德很好。”一屋子深圳朋友看着我满脸怒气，都有些茫然，我忽然领悟到，我太矫情了，处处以台北为标准，活象个刚刚返乡的侨胞，瞧着故乡的粗陋横挑鼻子竖挑眼。

　　回到北京，一切如故，我又是个对本乡本土到处习惯的北京人了，所有刚进国门的烦恼一并忘却。但当面临杂志催稿，让我写写台湾之行的感想时，前番在深圳的情景重又涌现。我反复问自己，出国多次，每次都有反差对比，为何这次感受如此强烈？是因为台湾人的素质高？还是因为台湾搞了民主？或是我们一惯的解释——发展阶段不一样？答案很不清晰。于是我只好先进入台湾行的回溯中。

　　一、台北市政府没有站岗的。

　　我是第二次去台湾，第一次在1998年，当时我以《战略与管理》杂志主编的身份访台，满怀着大中华一统江山的激情，与民进党若干人物激烈论战，眼中并无台湾的一般民情。此番去台北，纯粹的民间交流，无任何政治动机，所谓战略类的思考也已归还该去思考的人群，心情颇为平和。协会在台湾的企业家颇为用心，尽量安排一些旅行团看不见的东西让我们领略。

　　6月17日抵达台北，6月18日前往参观台北市政府，是时正值周末，台北市政府无人办公。我们一行人进入游人可随意进入的市政府大门。楼上楼下走了个透彻，在没有导游介绍、没有主人接待的情况下，生态协会的企业家们一时间全部神情泰然，显然受到了强烈的触动。

　　我的震动是无法言喻的，眼中所见无处不与大陆习见的政府大院形成对比。且不说市政府大门无人站岗，行人可随意进入。进入后想找哪个部门，墙上指示牌一清二楚加以标明。在一楼南侧的建管处(相当于大陆建筑管理部门)，办公室内空无一人，但我发现办公室门前有个柜台模样的家具横卧在那儿，柜台面前放着十几把椅子，面对办公室而放。这种摆设一望而知是为前来政府办事的市民准备的。也就是说，到政府办事的市民可在此等候里面的公务员办事，而且办事也是限时的，公务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办好市民要办的事。此情此景太不可想象了，我们北京人何尝有权力随意进入台基厂一号市政府大院，纠纠武警肯定将你拦下。好不容易进入楼内，哪个部门在哪儿完全不知道，非需要熟人引路不可。找到所需找的部门，再说要办的事，事先不托个熟人又有谁会理你？我一向以为自己路子较广，人脉较多，在北京的地面上混的不错，因此对自己生存于斯的社会还是颇为满足的。但参观完台北市政府，从一个完全外来人的眼睛看去，我知道我肯定会喜欢台北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法规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状态。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形式，实质情况并不尽然。但我要说，有无这种形式大不一样，只有权力来源于人民时，一个政府才会想办法去讨好人民(哪怕是形式上的讨好)。

　　二、学教务长是出家人。

　　参观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纯属偶然，知名戏剧家赖声川来给企业家讲台湾文化30年，演讲结束后邀请大家顺道到他的学校看看。于是我们在行将晚餐之际匆匆到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舍很新，课堂很静，音乐厅很雅致，还有半山上难得一见的台北市全景。对于见惯了大而新的硬体建筑的我而言这些均不构成吸引力，唯独吸引我的是接待我们的学校教务长，他是一位出家人，一身袈裟，皂袍草鞋，头顶光光的，有出家人的六个受戒印记。他自我介绍说是出家后读的博士，拿了两个学位，台北艺术大学前几年进行改革，以教授为核心治校，行政当局不再指派校长，也不再统一规定大学教程。他是在此背景下被现任校长聘来当教务长，帮忙打理教务。我开玩笑说：“你是真正的以出世的心做入事的事。”并一再与他合影，留住此一难见的人生际遇。他很诚恳地双手合什，一脸纯净地感谢了我的夸奖。

　　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下得山来，我半晌回不过神来，一方面是太为这个出家人的人生状态所打动，相形之下自己简直是个俗人。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想到大陆的大学教育，在我们生长于斯的北京，学校里怎可能聘请一个和尚来管教育？统一的考试标准，统一的教材，统一的人事安排，教育的主体根本就不是教授，而是管理教育的教育部。而没有自主的教育选择权，没有教育的思想自由，怎么可能形成多样化的教育思想？怎可能形成学校与学校，人才与人才之间的竞争？怎可能聘请多样化的人才来管理教育？以往我办《战略与管理》时，常常感叹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贫乏和人才欠缺，今天想来，归根结底还在于教育制度。眼见着教育制度如此腐朽，教育领域如此腐败，教育商品化进程如此混乱，我们却无能为力。

　　这个出家人教务长，令人为之长叹。

　　三、医院如何以人为本。

　　来台北，参观医院，看看台湾的现代医院如何改造，如何人性化，这是台湾企业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主意。我们大伙对此构想不明就里，碍于主人情面，不得不前往。

　　参观的是一家私立医院，名叫“和信医院”。院长姓黄，文质彬彬，一望而知是个学者型大夫。和信医院是辜振辅基金会创立的医院，条件相当好，与大陆可见的私立医院差不多，跟随院长的指引，渐渐的我们看出了这家医院的独特之处。

　　从接诊处如何接待，检查处如何尊重病人隐私，会诊时家人如何休息，遇有中午时如何就餐……举凡一个病人看病时所可能遭遇的问题无不一一想到，确实体现了人性化管理。此等医院，收费一定很贵，我们不约而同地问起了收费标准，薰院长说，“收费与一般公立医院无差别，走的是台湾推动的全民健保体系。为此医院承担了相当大的亏损。怎么办？我们用加速病床周转来解决1/3的经费缺口。我们不主张病人多住院，最好的治疗应在家庭，每个在家病人都有固定的医生定期跟踪服务。这样，详细的检查，短暂的住院，周到的家庭跟踪服务，既不降低医疗质量，又能提高病床周转率。与此同时，辜振辅基金会每年再给我们1/3的资助，由此解决亏损问题。”

　　走出和信医院，美通无限公司的CEO王维嘉说，他在美国看过多家医院，非常了解现代医院的发展状况，即使与最好的国际医院相比，和信医院都毫不逊色。

　　王维嘉与美国比，而我则与大陆医院比。大陆医院诊疗过程中的种种服务质量问题且不说了，单仅这几年人人切齿的高收费，以及见死不救的种种现实，让人如何不痛心。看不起病，有病不能治，没有医疗保障，过去这些都是共产党拿来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材料，而今天，却落个一夜回到解放前。以我个人为例，适逢壮年，精力充沛，为事业可以废寝忘食，但就是不敢生病，尤其不敢生大病，我不知道自己一旦有大病后谁可以保证我的医疗费用。唯一的保障是多挣钱，但我干的是公益事业，不允许多挣钱。怎么办？不知道。台湾的医院之行，使我愈发焦虑。

　　四、禅者林谷芳

　　林谷芳是台湾知名文化批评家，平素以修禅者自居。他先是应邀给访问团的企业家讲授台湾30年文化进程，继而又在6月21日晚间餐后为大家表演了他的拿手绝活—“茶与乐的对话”。所谓“茶与乐的对话”，是在客人饭后饮茶与听乐同时进行。4个茶人，按春夏秋冬四季配茶，与此同时，4个乐人，手执萧、筝、胡、琵琶轮番演奏四季情景。当晚的表演精彩绝伦，企业家们听得如醉如痴。席散曲终，林教授送给我们每人两本书，一本讲两岸文化隔膜与沟通的《两岸之茧》，一本讲修禅心得的《两刃相交》。

　　回到北京不久，林谷芳教授又来大陆，大家重新欢聚，一夜畅谈，从藏传佛教，到修禅心境，从中日关系，到两岸交往……我发现林教授确实博学广闻，每件事上均有独到见解，既犀利又深刻。

　　送别林教授，回家认真翻阅他的两本书，印象深刻的是如下细节。两岸刚刚恢复交往时，林教授只身游历大陆，80年代末期，大陆宗教文化废弃日久，一片荒芜，令林教授痛心不已。一日，他前往六祖慧能真身所在的南华寺，眼见寺内荒钟古碑，十分萧索，唯一的香火，也是台湾、香港人虔诚敬献的。此一时刻，教授决意返回台湾，再不来大陆。不意间瞥见六祖真身背后一片祥和之光，南华寺顶间和风阵阵。一念之间，教授突然醒悟，如果就此别去，将有谁来弘扬禅宗真谛，启迪大陆的宗教文化呢？“礼失求诸野”，今日中华，禅宗的精要在大陆已不可寻，而台湾自始至终从未中断香火，身为修禅者，不正应担当禅宗复兴的责任么。

　　念及于此，教授豁然开朗，从此往返大陆不绝，迄今已达90多次。

　　读罢林谷芳的著作，我一时间掩卷沉思。其中感受颇为复杂，既有抗拒，也有接受。但整体而言，我不得不承认，禅宗修炼的境界，林谷芳远在大陆学者和宗教界人士之上。这说明台湾社会中华文化的脉络从未中断，加之思想学术自由的整体环境，才可能历练出如林谷芳、李敖、龙应台等文化奇才。相形之下，大陆不但宗教思想家已乏善可陈，就算其他领域，可称为大家的又有几人呢？与台湾相比，本应占居主流的大陆思想文化界却忝列末端，其中的历史演变、社会政治控制、商业文化侵染……诸多因素，莫不产生重大作用。中华文化的复兴，面对种种的现实桎梏，不是一目了然么？我等以文化建设为使命的文化人，将如何建立我们的文化呢？

　　2005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