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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企业家脸上的脓和血(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01/14 10:47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杨鹏在第一次发起筹备会议上的发言

  清洗企业家脸上的脓和血 --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鹏在第一次发起筹备会议上的发言

  我上次到腾格里达来沙漠那儿看了以后,跟刘总一样感触很深。我就开始思考企业家与公益这组关系背后的社会动因。我注意研究了西方国家企业家阶层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征。

  16 、 17 世纪以前的西方,商人阶层很有钱,但是不具备道德、责任、精神力量、文化的势能,无论是教会,还是当时的王朝,要商人的钱,但不给商人以社会地位,与我们中国差不多。大家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富人要进天国,就如同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难。商人形象一直有受到非常大的精神文化的压抑,这种压抑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商人发展的不保护。大家现在说整个西方历史,好像从头到尾都是支持企业家的,其实不然。这个状态的真正变化是从西方的新教革命开始的。新教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教士,使每个人都具备了教士的精神资格。因为在西方,最高的精神状态就是教士所代表的精神状态,教士跟上帝相连,新教改革的最大的特点就把《圣经》交到了企业家手中。它传达出一个信念,你们所从事的这一切,实际是上帝的安排和使命,你们手中的财富并不属于你们个人,而是上帝交给你们来看管的。积累并管理好财富,是上帝赋予的使命。我们中国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人难理解其中的内涵,但是在西方,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新教革命实际上使教士精神跟企业家精神结合了,为企业家营造了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精神氛围。企业家也因此脱胎换骨,具有了精神和文化势能,从一个唯利是图的集团,成长为承担着宗教使命和社会责任的集团,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和组织者,也代表着社会精神的最上层,具备了领导社会的力量。新教改革确实是为企业家发展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环境。

  我接触到很多企业家,我常感觉到有一种新精神在活动,这种精神就是说,大家认为,他的金钱上是有灵魂的,是对社会承担着责任的。积累和管理财富,是最道德的行为。但同时,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商人的社会形象很差,无商不奸,后来把这个传统又被说成资本家从头到脚都流着肮脏的血和脓。这样的状态,使企业家在成长中面临一个很大的精神压抑状态。宝马撞车案,整个传媒的反应,不去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琢磨,而表现为整个社会对企业家邪恶形象的抨击。最近企业家频繁出事,得不到社会公众的同情,似乎只要出事就是活该。这些现象,从浅层来说,企业家的个人生活习惯,吃喝嫖赌、显富给社会带来了很不愉快的感觉,从深层次上讲,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队伍,是没文化、没信仰、没精神的,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个人非常能干,作为一个团队,非常无能,他无能去保护自己,无能使社会公众对企业家充满真正的敬重和信任,尚不具备领导社会的力量。

  我自己搞理论研究,可能有些感觉你们是感觉不到的,这就是许多人对资本破坏社会进行抨击,有时情绪激烈得登峰造极。现在中国社会处在很多矛盾之中,大家有时不要小看一个个学术圈,几个理论家的嚎叫。一旦社会有动荡,这个理论家的取向就可能左右许多激进力量。企业家可能首当其中被打击,中国的建设性力量可能被破坏。考虑到这个以后,我又看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各国企业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不好的。比如说伊朗,伊朗巴利维的改革,经济发展持续了 20 多年的高涨,皇权跟企业家结合,但他们忘了一个东西,就是忘了把伊斯兰精神对接过来,也就是说,他没有实现伊斯兰教的新教革命,没有实现精神的转换,结果就出现了阿翁集团代表着传统的道德精神力量,政府掌控着政治权力,企业家掌控着资本。霍梅尼的一个录音带回到伊朗,在传统的信仰和道德力量面前,政治崩盘,企业家逃跑,这是伊朗企业家们没有做好的事情。

  我在南美也看到,南美企业家也没有完成信仰精神建设这个事情,也就是这个社会企业家的资本与文化上的精神尊严、人格的力量还处在脱节状态。一些企业家走向新教,而天主教走向社会下层,所以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这种张力和冲突,南美的不安定是有道理的,文化分裂了,没有形成种族、文化的整合。

  也有一些地区做得比较好,例如日本。日本历史上有武士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佛教禅宗、儒学和神道教的结合。日本企业家从武士阶层转换过来,他们也将武士文化全部接转过来了,他们同时具备资本和文化精神的力量,在社会上是得到广泛承认的。大家从松下幸之助的著作中能感觉到,他非常自觉的接下了传统的精神力量,传统的文化资源。这样的企业家,使自己成了这种文化精神的代表,他们不仅是资本上成功的集团,也是精神上成功的集团,是民族力量和道德的象征。

  台湾也完成了,台湾上层企业家信佛教,企业家阶层实际上很迅速的把中国传统的儒、佛、道的精神实行了一个对接,所以这些企业家在社会中是有地位的,这种地位不仅是有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转换时期成为传统精神的代表。

  如果政治家仅有权力而无精神信仰,企业家仅有资本而无精神信仰,那么那些无权力无资本的人所寻求的,就是道德信仰精神的力量。谁的力量会更大呢?历史的经验是清楚的。今天的中国,资本上面要长精神,不然只是残缺的力量,不堪一击。中国企业家在历史上,常常受到冲击,所以没有企业传统留存下来。

  我就感觉到,今天一些敏感的企业家已感到信仰和道德精神的不足,从而有一种不安定感,不踏实感。他们要寻求这些东西,他们感觉到我们需要一种道德精神的必要。有了一种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定,才有真正的自信和力量。在今天社会中,最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发展的,使整个民族富强的就是企业家和围绕企业家的科技人员,这是毫无疑问的。 很多企业家都开始自己做善事,但形不成集中的力量 。如果有一百个企业家搞一个宣言,强调的是我们企业家承担着的历史任务,我们在解决就业和税收,带来国家科技的进步和富强,同时强调企业家们对社会对生态也承担着必要的责任。这样就是说,企业要逐渐从自己脸上把别人抹上来的脓和血洗干净。 对企业家的不信任,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病根,企业家们必须动员起来,实现一次彻底的清洗 。企业家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实际上最有活力的组织者。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开始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所以我想,企业家的宣言,就是强调我们企业家承担着的发展的使命,我们在发展中也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和生态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就包括贫困孩子的教育,包括贫困社区的发展,再就业的创造。

  我感觉,现在的企业家受纯粹的经济学理论影响,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如果仅仅这样讲,如果有一个对企业家有非常好的社会保护的精神环境,一个极良好的法律的环境,那么可以这么讲无可厚非,你的使命就是发展利润。但是如果现在这样对着社会讲,公众听不懂。在西方,经济学们可以这样讲,但企业家不会这样讲。美国的卡内基,他建了六千多个图书馆,因为他小时候是个穷孩子,曾受益于公共图书室。美国洛克非勒建立基金会,来搞环保和文化。比尔盖兹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为什么在西方有一个企业家至高无上的文化氛围呢,这与企业家自己的言行是有关系的。

  前几天一个朋友带我去看他的企业,我们说到失业,他说失业是政府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对企业家来说,失业就意味着有一个生产要素被浪费了,有一个生产要素不能保值、增值,有一笔资产没有被企业家赚出钱来,说明企业家没有尽到责任。你为什么不这样看问题呢?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精神。企业家作为一个主导阶层,还不成熟。我感觉到,企业家会逐渐诞生很多新责任,就是新信仰、新理想、新精神、新人类。

  具体到宋军这个项目,我首先强调,神圣的事情不能拿来玩,所以,这就不能变成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公益基金。这种公益基金,企业家不是纯粹的给钱,这不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就要让生产要素运行起来保值、增值,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他有这个精神,他就必须采取国外的公益基金的运行模式。西方所有的公益基金运行都是这样的,它的目的是服务于公益,但是它的运行是企业模式,是高效率的服务于公益。大家搞一个这样的基金,如果运行良好,可能今后带动成千上万的类似基金。我想 100 个企业家的宣言,就是我们要承担生态和社会的责任,我们要这么干。企业家不需要讲多少大道理,就是把他的行动拿出来就行,这样对全国的企业家毫无疑问是一个很重大的刺激信号。

  所以这个事业,企业家要肩挑社会管理的责任,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中国企业家等于是承担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包括社会责任、生态责任,这就告诉你企业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精神信仰,他承担了一定的生态责任了,企业家不是坏人,他们开始脱胎换骨了。脱胎换骨后,资本力量上就加上了精神信仰的力量,这对中国未来意义重大。

  ( 节选自第一次发起筹备会议录音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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