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GO中重新接受民主训练 |
http://www.sina.com.cn 2007/01/26 18:00 21世纪经济报道 |
“花钱比挣钱难得多,这是2006年的总结。”
在NGO中重新接受民主训练
CEO下午茶
王石一直在路上,在穿越戈壁的路上,在登山的路上,在去滑雪场的路上……在路上的他说他自己在转型,“2005年开始,万科和我个人都在转型。企业要转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要考虑向公益活动家转型。”在他看来:企业家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也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要“呵护”社会。1月24日,王石生日,他在博客上写道:“孩子过生日,老人过生日,中年人呢?不过生日,过生日意味呵护与被呵护。”
本报记者 黄晨霞
《21世纪》:你说你在转型?是企业家到了一定的阶段都会去做与慈善相关的事情?
王石:企业家的成长是阶段性的。我个人的总结是三个阶段:第一是创业阶段;第二是企业管理成熟阶段;第三就是企业公民阶段。
对于企业来说,什么叫成功?不仅是你个人做得很好,而且你要对社会的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承担你的职责。这是因为你掌握了资源,你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005年开始,万科和我个人都在转型。企业要转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要考虑向公益活动家转型。
《21世纪》:那企业呢,又怎么说?王石:企业在不同的生存阶段,存在的问题不同,做公益的行为表现也会不同。企业在创业阶段,钱不多,那可以给点时间,给点支持,或给些帮助。还有一点是,企业要有绿色概念。不能一边赚钱,一边污染环境。
《21世纪》:为什么是2005年有这些想法?
王石:记得是前年,万科被评为最佳企业公民。领奖前,事实上,我都不知道“企业公民”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公民是什么,但还真不知道企业公民是什么。于是,我很快去查了一下,发现这是目前西方国家在谈的一个概念,算是一种财富观念。西方流行的财富观念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如果有钱人死了还带着钱去见上帝,这是很可耻的;其次是,在西方,有钱人的财富分配比率,大致是他的财富中会有1/3部分是用来做公益的。
我就让我的秘书赶紧去查下我过去5年的收入和支出。嘿,还真是1/3做了社会公益。
从2001年到2005年,2001年我的工资加奖金合起来就60万,但我做公益的钱有7位数字。为什么?主要是我做广告的收入,我把这些收入都拿来做公益,自己还再拿了点钱,还真是大约三分一。
所以我去拿奖,不会觉得羞耻。《21世纪》:你现在是阿拉善的会长,你一年能有多少时间是花在阿拉善的事务上?
王石:坦白说:就时间上,不算多。作为会长,主要参加一年一次的预算会议,以及每个季度的理事会,做一些决策性事务。更具体的事务是需要交给专职的人去做,就是杨平他们那个队伍。我的职业还是企业家。阿拉善是一个非赢利性组织,这个组织的运作需要交给专业的从事NGO的人来打理。我的作用,或者说我们这些企业家的作用,除了贡献资金外,更重要是一种象征意义。
打个比方说,阿拉善与国际的大自然保护协会谈合作,他们告诉我,要是会长参加会对这合作起到推动作用。我就明白了,不是说要我去谈什么,只是需要我坐在那儿,原来我坐在那儿是特别重要。于是,那天我就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整整4个小时。
《21世纪》:阿拉善是否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毕竟这么多的企业家参与,难免会让人有做秀的联想?
王石:这么多企业家联手做慈善以前这样的例子不多,其实每个企业家给的钱不多,但沟通、联络的成本非常高,因为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又因为大家都是企业家。因此能把这个组织维持下来,第一是秘书处需要消耗相当大的精力。其次,就是作为会长要协调。
但我觉得这在中国是相当有意义,阿拉善是NGO的孵化器,是企业家如何做NGO的孵化器。现在深圳企业家圈子,大多数都加入了阿拉善。它的意义在这里,至于它到底做得怎样,是第二位。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这是新事物,大家不知道怎么做。
《21世纪》:具体能孵化出什么来呢?
王石:孵化器有三层含义:首先,它让我们知道NGO该怎么运作。最初,我们经常争论不休。阿拉善的成立大会开到12点钟,章程就出不来。为什么?比如要选举执行理事,就有人提出:为什么是你们筹备委员会提的推荐的人,我们现场提议就不行。NGO又是特别讲究平等、自由和民主,于是弄得现场很像村民自治大会。
你知道这和治理企业很不一样,管理下属也需要民主。但民主都是会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内,企业管理更多的是金字塔似的管理,像政府运作一般,这样才有效率。在NGO里不行,你需要重新接受民主程序的训练。
其次,阿拉善应该孵化出一些专职做NGO的人。在国外,这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在国内不行。现在一哄而上搞NGO,但专业的人才供给跟不上。
最后,它孵化出一些企业基金和企业家基金。很多参与阿拉善的公司,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且不说它们运行得如何,毕竟也算是形成了影响。
《21世纪》:你是说你们这些企业家需要重新接受民主程序的训练?
王石:在阿拉善里,有海归,有来自台湾的企业家,也有很多本土企业家。而后你会发觉这些人很不同。
我们本土的企业家经常都是这么说: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意见?那好,鼓掌通过。事实上,就是把你的意见淹没了。好像是靠鼓掌声音大小来决定。娱乐可以,但真要做民主程序肯定不行。很好玩。
《21世纪》:当会长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王石:花钱比挣钱难得多,这是2006年的总结。都是企业家,讲效率,不会平白无故给你钱。企业家是讲效率,不能乱花钱,如果乱花钱就不是企业家性格。所以2007年,要考虑如何让阿拉善的各项业务更透明,其次就是要提高效率。近100位企业家在一起,特有象征意义,效率也特低。
总的来说,主要是因为诉求很不同。很难很快制定出决策。经常,上个月大伙形成共同诉求,下个月就有人想法变了,而且完全是颠覆性的诉求。这些都是成功企业家,有想法时都非常激动。
我现在的做法是,凡事都形成文字。当有人有了新想法很激动时,我就把成文的东西给他看,说:不是说你的想法不好,但我们上个月才达成一致想法,而且那个方案很可能就是他带了队伍到阿拉善做的调查后形成的。
这些企业家都非常积极,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怎么利用好这么多资源。弄不好,就消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