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为什么自找苦吃？

http://www.sina.com.cn 2005/01/14 12:56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企业家为什么自找苦吃？ ----协会邀请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企业家阶层”的演讲

　　2004年11月6日，于北京东郊月亮湖渡假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举办了第二次 SEE论坛活动。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受邀主讲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企业家阶层”，著名社会学家曹锦清教授作了点评。与会企业家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互动。

　　许倬云，出生于1930年7月10日。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曾出任台湾中央研究员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许教授自幼双手、双腿残疾，但知渊博，观点精辟，人称活着的图书馆。

　　曹锦清教授于1949年出生于浙江兰溪，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并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近年来，他出版了多部在国内享有相当学术影响和实践参考价值的著作。1999年出版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由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而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

　　参加沙龙活动的有协会会长,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协会副会长新加坡耀恒咨询公司董事长高文宁，协会副会长大成长城董事长韩家寰，协会副会长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协会副会长联和运通董事长张树新。佛山天创数码集团董事长周洲、银城房地产公司董事长黄清平、四川三通企业集团董事长艾欣、浙江台州泰隆城市信用社董事长王钧等30余家会员企业和非会员企业参加活动。参加的学者有：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杨鹏，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等近10位学者，及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华工商时报、信报等媒体的总编辑也参加了活动。

　　许倬云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企业家阶层”，许教授论述道：“近代(清末民初)到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工业正在起步的时期，中国企业家的处境非常艰辛，企业的规模都很有限，企业家从各自关注的领域做起，集团和阶层的整体意识并不存在。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几百家企业都是小企业，是一个可怜而辛劳的开始。”

　　许教授简述了他的演讲内容：第一部分是通过典型人物分析他们的意愿和动机；第二部分是对各位提出他个人的想法，就是把企业家看作一个产业群体，社会组成部分。工商界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发展什么样的自我？只有有了这一觉醒的自我意识后，才被界定有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未来。

　　那么，许教授挑了哪几家近代企业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典型呢？

　　第一家是一个发起于天津的化工企业集团。这个企业家就是范续东先生，其兄是民国初期的教育总长，梁启超的追随者。范先生在旅居日本期间，知道了什么叫近代工业，什么叫近代经济。回到天津后，透过家族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得到政府的许可证，办起了精盐厂。当时，中国人连吃盐都不能吃到好的盐，结晶盐从海外运来，一般人吃不起，只能吃海边晒干的，有杂质的，对健康不益的粗盐。而且其他制造和贩运粗盐的盐商联合起来反对他，当他制出的第一批红色的精盐上市后，那时中国人炒的菜也都变成了红色的，可见当时的条件是很恶劣，创业是很辛苦的。那么，主要推动他的力量是在旅日期间看到咄咄逼人的日本已走向近代化，从而刺激了他的爱国情操。这个动机激励他偏要比日本人做得更好。他以久大精盐厂为基础，又发展起了中国的三酸(硫酸，硝酸，碳酸)事业中的第一酸——硫酸来。他找来在西方读化工的侯德邦先生主理此事业，侯先生克服重重困难，发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当时世界化工史上最简化﹑方便﹑经济﹑纯正的侯式硫酸法。这也是中国化工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后期开始着手于中国化工人才的培养，通过他的久大精盐厂，永兴、永久两个硫酸化工厂，鼓励大学创办化工系，由华海化工社提供奖学金，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自己的化工人才。我的家兄许庆云就是获得华海奖学金的补助得到化工学位的。抗战期间企业内迁到四川省罗山市和宜宾市，抗战胜利后，他们把这些厂留在了内地，而且在抗战8年中，迁至四川某地又扩展到云南、贵州、甘肃，从而奠定了中国内地近代化工业基础。

　　尽管这个企业在初期借助了北洋政府的关系，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南京政府执政和抗战时期，都是靠自己的艰难创业而发展壮大的。而且第一次作为化工企业建构了企业界与学术界合作、共同勘探资源、研发产品的近代工业产业链的雏形。

　　第二个介绍的是南方民间的企业，无锡的荣德生、荣宗敬，也就是荣毅仁的父亲﹑伯父，他们办了现代意义上的纺织厂和面粉厂。他们的动机是，中国自己的棉花﹑麦子为什么要经过洋人的加工后，才卖给中国人吃呢？所以，他们基本是创办一家厂后就将其抵押再创办第二家新厂，经如此发展，到抗战之前已发展为二十几家厂。其中在汉口的厂正好是我舅父在管理，所以荣家企业的事我比较清楚。因为荣家大﹑二老板与蒋介石关系不好，荣家的人多次被蒋介石派人绑票。所以，不愿跟其搬到四川去。但荣家的女婿李国伟将江南无锡的厂迁入了内地，这是非常壮烈的经过，厂子能搬的就搬，不能搬的就毁，就炸掉，硬是将一个厂子用木船﹑牛车拖到了四川的山洞里。要在山洞里办工厂，是为了预防日本人的轰炸，但山洞里筑不起锅炉，就因地制宜找来陇海铁路上的火车头作为发电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四川、陕西、湖北、贵州各处都设了些厂，抗战胜利后，这些厂就留在了内地，其实是将中国工业的种子留在了内地。

　　另外要提到的是当时为将江南沿海的工业迁入内地，而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这是中国第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家组合。这个组合也代表企业家向政府提出一些资源支持上的要求。

　　介绍的第三个企业家是四川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先生。他得到四川军阀杨升的欣赏，从一个中学教员成为一个工业创办人。他发现川江上只有几家小船厂，他便建议杨升办个船公司。于是，民生公司第一个买了平底内河船只，拖到四川去，叫“民生轮”。从此，民生公司成为川江航运中的主力。抗战胜利的时候，民生公司的船已很多了，这时卢先生又在北陪办了一所民生中学，让北陪的孩子都有学上，上学后都有书读，都有鞋穿，都有铅笔用，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好条件了。然后，卢先生又出资让北陪的男青年都要受体育训练，女孩都要受护士训练，为哪一天日本人打进四川后，我们最后一搏作准备。后来又办了一个“民生堂”，是当地人举办文娱活动的地方，虽然是草盖的顶，土糊的墙，但仍是四川第一个民间文娱活动场所，可以放电影，用扩音器在里面开会，办妇女识字班等。卢先生又出资将北陪镇办成了第一个铺上“三合土”道路的镇。所以，北陪成了当时四川乃至全国的模范镇。

　　第四位介绍的企业家叫陈光甫，出生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家庭。受到洋行买办的欣赏，把他送到美国去作学徒，他在那里半工半读拿到了学位后，就回来办银行。他劝说当时许多宁波小钱庄合并成为上海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四个银行，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商业银行的集团企业。他又创建了现代意义的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在中国各地设有招待所，是中国第一家Hotel旅社。并与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合作，为中国人提供当时旅行的一条龙服务。如果坐民生公司的船，用上海银行的旅行票，那么就可以入住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吃冠生园的饭菜。将卫生﹑营养﹑方便﹑便宜的现代生活普及到普通中国人中间。抗战时期，政府又依靠陈先生的威望和海外的办事经验，用自己的公司抵押，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借来5千万的借款。这都是爱国的动力激励他去做的。

　　第二部分，我说说企业家做企业有什么样动机？企业家辛辛苦苦，日夜担心来做企业，为什么他们这样自找苦吃？

　　西方的企业家，尤其是大西洋西岸西北角上的第一批现代企业家，深受基督教新教改革后加尔文派观念的影响，他们相信上帝赋予某些人特殊的使命，而企业家要证明上帝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使命，所以他们拼命要做得成功。他们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不一样的，他们决不安于一种规模，一种私人的享受，而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永远把企业的品质提高。这是第一批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像刚才讲的四个企业家，他们的使命感就是救中国的使命感,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办好企业，而且要把它的影响推广到社会上去，比如民生公司的卢作孚，比如我舅父让企业的工人得到最人道的待遇。所以，当时中国企业家的共同动力就是爱国。

　　而在座各位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企业家的生产经营规模，今天看见你们这些有眼光的企业家从救援阿拉善的沙漠开始作起。这是一个契机，是改变自己作为单纯经济发展动力的存在，使自身的存在变成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过去救亡图存，先救活了再说不同，现在是要把社会提升上一个新的局面 ，而且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把人类社会共同的生态救援看作自己的责任。

　　其实，发展与保护是个矛盾体，欧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资源、能源高速的消耗，特别是不可再生的能源消耗，在20世纪达到了高峰，现在也基本上没有改观。我们现在到了资源危机的地步，但是没有办法改进，美国的汽车石油公司阻挡研发能源替代项目，比如用酒精替代汽油。但是如果这个成果开发出来，整个汽车和石油工业结构就将翻过来。

　　中国由于不受美国的约束，有足够大的内地市场，如果专注研发能源(石油)替代产品，很快可以打破烧石油的交通工具的局面。我们中国企业界有机会走人家没有走过的路，但这不是任何一家企业个别单独能做到的，是整套产业链来支持的。像铺地毯一样铺过去。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今天各位好的起点，从这里推而广之，用新的设计，新的实验，新的企业，可以转化成新的工业结构，这个目标非常远大，这个工业社会可以是明天世界性的工业社会，代替从19世纪到21世纪花100多年发展的欧美式的工业。我们知道欧美式的工业前半段发展的是以煤为动力资源的工业，后半段是以美国石油工业为资源的工业，20世纪下半期进入以信息资讯社会和生物化学的社会。我们有与别人同样的起跑点，并不落后。而且由于我们没有先入为主之见，我们很可能走出新的开拓型道路，这是各位企业家面对的挑战。

　　我在给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讲课的时候说，我们今天是价值丧失的时代，规范弃失的时代，我们人类今天的进展是工具性的进展，不是生活理念，生活意义的进展，而是科技压倒了人，人成了科技的仆人。所以，我说你们这一代可能是给人类文化发死亡通知书的一代，我们的煤用完了，资源用光了，我们有非常好的汽车，非常好的公路，但车开到路中间油就烧光了，人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所以，今天我很钦佩各位联合起来，有意识地做阿拉善的救援工作。阿拉善是汉代匈奴右贤王的王庭，水草丰美，我们不希望全世界都从右贤王的王庭变成阿拉善的沙漠，等有一天考古学家来挖掘北京古城。所以，你们的使命是找一条新的路，同时，我对大家贡献我的愿望，你们在座各位有更多的机缘把这事落实，也算我对各位的期许，谢谢各位！

　　徐教授演讲结束后，各位与会企业家、学者发表了评论。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点评道：许先生是我的长辈，我作为晚辈不敢评论，我就谈谈几点体会吧，他讲了三个层次，一，近代企业家的几个个案；二，通过个案说明中国近代企业家成长背后的艰辛和精神动力；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能不能再像欧美那样去消耗不可再生资源？能不能？这是我无法评点的一个问题。因为从全国大城市到穷乡僻壤都散播着这样一个要求——快速致富！经过这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样走下去就能够达到目的。有人认为高消耗不可再生资源，那么13亿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需要3--5个地球资源来供给。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中国人怎么会有新的活法？我不知道路在哪里？我很困惑，当代企业家当承担怎么样的历史使命？他们怎样让中国更强、更富。许老师要他们承担另一种任务，能不能有另一种活法？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众生更加和谐一些，这条路不是要企业家承担新的任务，因为他们事实上已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的主宰和动力。让他们来引领这个方向，这是一种过重的负担，这不是我能评点的。谢谢各位！

　　刘晓光(协会会长，首创集团总经理)：听完许教授的报告和曹教授的点评，我觉得我内心很激动，今天谈的时间很短，但收获很大，请大家各抒己见，将问题引向深入。

　　杨鹏(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听了许老师的报告我谈两点体会，第一，当时企业家承担起了实业救国的任务，为国家和民族付出了牺牲和心血。学界对企业家的动机批判得比较厉害，实际上我感到企业家的动机是多样的，这样让我们对企业家群体有全面的认识。第二个就是当时国家之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军事﹑政治竞争，社会包括企业家都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放到政治家军事家手上，今天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主体已转向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企业不好，政治、军事都很虚弱

　　许倬云教授：今天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颇相似的，当时美国工业品靠 欧洲输入，美国工业按欧洲复制。但美国找到了一个东西，他从汽车工业下手，由汽车工业带动钢铁﹑交通﹑石油﹑工业和内燃机技术。由于美国没有负担，有很大市场。今天的中国有同样的条件，好的机会，将财富与新的途径连在一起，世界市场就在脚下，新的途径带给企业家更大的天地。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许教授是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我在这里将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作对照。中国100年实现了从中世纪文明向现代文明转轨，蒋介石完成央行财政部等现代经济的上层粗糙构建，毛泽东完成了农村微观结构的重构，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微观重构与宏观重构连接成一系统法规逐渐完善的时代。我们建构了一个伟大的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一个现代社会。这个社会以企业为中心。从经济学的眼光评估市场的作用，我相信市场机制会刺激资源开拓，其成长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刘晓光：这个社会真以企业为中心么？如果以企业为中心是另外的一种局面。

　　张维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我希望有更多的交流来提高大家的素质，许教授很注意理念，其实任何一个做得持久的企业，核心价值理念都是很关键的，不是只注重年产值的递增，而是把社会责任落实在企业的发展上，比如美国摩根公司就认为，我们干的事业是减少人类的痛苦。其实，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家的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我想阿拉善生态协会不仅仅是面向阿拉善，是呼吁我们时代的整个社会责任意识。

　　刘晓光：看见大家的讨论，我觉得，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是一个思想飞翔的平台，是大家提高素质的机会。

　　张民耕(银信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收益很多，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许老师讲的四位民营企业家与官僚企业家不一样，完全是老百姓从草根里长出来的。民营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地位很可怜，到现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但够不够呢？我加入阿拉善生态协会，一方面是晓光一声喊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从心底也要为企业家挣个社会地位。请许倬云老师能不能就此讲讲？

　　许倬云：不要争，已经在哪里了。现在人类把经济活动作为其活动的主要成分，当然企业家﹑商人是主流，想不成社会的主流也办不到。今天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是无可非议的，是社会的支柱，但支柱要与梁连结起来成为一种互动结构。比如阿拉善生态协会就是梁，是企业家的不同组合。我是学历史的，是记录员，记录你们的事。

　　王石(万科集团董事长)：我非常同意许教授的看法，认为历史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企业家的历史位置其实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机会和好环境，才有今天，我们的条件和资源比二战后的台湾企业家要好得多。我83年到深圳，始终很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个机会，比预想的发展还快。但90年代后为什么企业家还在抱怨地位太低，没有说话权利呢？

　　张民耕：这里主要是泛及安全感，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王石：我到光华学院讲课说我不行贿，大家都不相信，我成为中国企业界一个很有争议的案例。大家谈到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责任问题，我感到行贿连人格都没有，还怎么做企业，怎么发扬企业家精神？如果你找人保镖，伤害你的可能就是你的保镖。

　　我认为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而且应该是社会活动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现在的安全感比起兵荒马乱年代的近代企业家要好多了，没有这点承受力就太脆弱了，怎么搞企业呢？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还抱怨，就不适宜当企业家。

　　(SEE论坛第二次活动由北京颐和健康中心提供赞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