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华裔女作家龙应台教授在SEE论坛发表演讲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3/09 15:45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
2004年12月12日，协会在北京天伦王朝饭店举办了第三次SEE 论坛活动。著名华裔女作家龙应台教授受邀，为协会企业家作了题为“企业家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的演讲。演讲内容精彩、生动，受到与会企业家和学者的好评。
到会的企业家有：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大成集团董事长韩家寰、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联合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新、新加坡耀恒咨询董事长高文宁、佛山天创数码集团董事长周洲、香港中海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冯丹黎、北京银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民耕、北京新华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民、新浪网副总裁周树华等近50位会员企业家和非会员企业家。参加活动的学者有“自然之友”协会会长梁丛诫、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杨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轻工业总会商品质量检测中心主任唐欣、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教授康晓光、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万旭生等。这次活动企业家与学者之间的互动更加热烈，SEE论坛也越发表现出对企业家的凝聚力。
龙应台教授：大家晚安，我很高兴来到北京进行这次演讲，尽管我得花大量时间准备演讲稿，长途旅行，并且比我在家里写文章看的人少，但阿拉善生态协会是民间企业家组成的公益团体，对于在比较不开放的社会这是有益的。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企业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我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我这样的身份在欧洲很不方便，我在西方生活了23年，但是如果我成了德国公民，就没有办法对李登辉总统进行批判。因此，就拿着这本台湾护照一直到今天。
我有一年搭火车从法兰克福到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那时人口还不到6万，今天也还不到10万人口，这个小镇其实就是很有名的魏玛，我去那个小镇的主要原因是想寻找为什么在18世纪中期整个欧洲德语世界的大概300多个独立的国家里，彼此之间战争频繁，魏玛只是这300多个国家中非常小、非常小的国家，时称魏玛共和国。但是，歌德(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思想家)却去了魏玛，作了魏玛共和国3年的图书馆馆长，这样就吸引了许多文化精英、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到魏玛定居，从而使这段文化精英驻足的时间造就了德国文化光耀璀璨的历史。这种文化的辉煌，当然并非一个文人歌德力量可以造就的，而是由其更深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造成的，我去参观歌德的故居，三层17间的楼房，那是魏玛最显赫的公爵送给他的，而这位公爵的母亲，是一位真正热爱人文艺术的贵族夫人。这个发现再度证明在欧洲的历史中，比如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光辉后面，像梅第尔家族对艺术的倾注一样，欧洲的文化艺术成就背后都有贵族阶层的支持。这样就造成了某个城市在整个时代的黑暗中发出光来，比如中世纪中后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18世纪德国的魏玛都成为了人类文化历史上眩目的明珠。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孟尝君、信陵君等贵族，聚文人奇士为门客，范仲淹虽不是贵族，但是个官员，为宗族办义田、资助宗亲后代读书，他们虽德被古今，但其回馈社会的动机仍是为了自己的宗族利益，而非为整个社会。那么当今21世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此时的贵族就是企业家，如果说在以往无论中国或欧洲历史上，让一个城市的文化和艺术在黑暗中发光是过去的贵族的作为，那么今天的企业家就是今天要建构文化和艺术之光的支柱，也是造成未来人文文化的推动力。
今天企业家可以做什么呢？我认为最典型的是欧洲的历史素材，但资料有限，我只好多采用美国的资料，作为我的素材。
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卡耐基有句名言：“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这句话令我很感动，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财富来自社会，到死时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回馈社会，这个人是可耻的。此话虽简短却很深刻。正是有如此的一种公共观念的影响，2003年美国仅慈善捐款就高达2030亿美元，这么高的捐款都是如何用途和分布的呢？其中49%进入医疗系统，11.5%资助宗教,11.5%用于社会福利,11.9%投入教育,2.3%用于资助艺术。而台湾有一种特别典型的现象就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流向是寺庙,我认为二者的动机是有差异的,卡耐基观念影响的美国社会主要将慈善公益视为回馈社会的义举,而中国社会多将慈善公益视为自己增添福报、为子孙积累阴德,范围再大就是为自己的宗族，或造福乡里，很少有为普遍的社会回馈的观念。
其实，卡耐基回馈社会的观念，就是中国传统“富而有礼”的观念，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仓廪足而知礼仪”就是指经济基础是德行的基础，当经济基础厚到一定程度时，文化就产生了，“礼”就产生了。2千多年前的当时畅销书作家韩非也有一篇“五蠹篇”，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今天美国花在社会福利上的费用占GDP的30%，而欧洲今天这个比例更大，占到GDP的45%，有一个调查表明，美国与欧洲的文化价值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比如，美国问及贫穷是否因为环境所迫？29%的美国人认为贫穷应归究于环境，而不是懒惰，而同样的问题在欧洲有60%的人认为贫穷是环境造成的。在个人才能与高薪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美国人30%认为是运气，欧洲54%的人认为是运气。可见，美国人与欧洲人在社会存在的哲学意义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
因此，世界上前22个热衷援外资助的国家中，有18个是欧洲的国家，4个非欧洲的国家就是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企业家们普遍认为：Doing well and doing good.
美国2030亿福利捐款中有42%来自极少数4.9%的富人,而所谓富人是家产超过100万美元,其13%来自社会0.22%的极有钱人。美国成功的企业家的遗产捐款的58%是来自0.4%的家族,在整个遗产中49%捐给社会,子嗣只有21%。1995——1997年间,遗产总值增长65%，而社会公益增长110%，子嗣增长57%。这个统计表明越来越多的富人不把钱留给子女，而将钱捐给社会。
但是不是只有富人才关注社会福利呢？其实70.1%的普通的美国人经常捐款,他们捐款的金额虽很少,但也是每年每人会捐1075美元,所以,2030亿美元中,不仅是家财万贯的人在捐款,还有包括70%的普通百姓在捐款,可见,捐款的人群在美国是很普遍的。
还有一种资助社会的方式就是作“志工”(大陆叫“义工”、志愿者)。当一个人没有钱贡献给社会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时间捐出来。北欧国家有55.5%的人去作“志工”，比如一个星期有一个下午到孤儿院去工作，临终病房慰藉工作、美术馆讲解员等等，而美国也有1.09亿在做“志工”，折成时间为190亿/年小时，折算成金钱2250亿美元。这表明普通老百姓也有回馈社会的强烈观念。如果没有钱，就用时间来代替。世界“志工”最慷慨的国家是荷兰和北欧三国。
老人在美国也做“志工”，47.5%的55岁以上的长者长期做“志工”，即2770万老人作“志工”，平均每周3.3小时。
我们发现，美国有大量的“志工”在支撑这个社会，尤其是在照顾社会弱者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有效状态。
就定义来说，公民社会当然有政府存在，有营利的商业机构存在，而政府是有组织的或有意识形态的目的的，而商业机构有利己的动机，所以，就出现了第三种势力，或者叫第三种力量，就是超越政府、商业机构之外的独立势力。它可以补政府之不足，在台湾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当发生重大灾难时，政府机构组织人员的动员能力不如慈济功德会这样的民间机构。
目前，美国有1200万非营利的机构。我居住的德国每年就增加800个基金会。他们每日的工作不仅就是补政府的不足，而且，对政府权力的滥用进行监督和抗衡，所以一个社会第三势力独立的板块越大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开放空间就越大。
那么下面就谈谈我个人担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3年半的时间里，在文化建设方面致力于与民间企业家合作的经验，也供各位参考。
首先，台北文化局名称虽与大陆的一样，但其含义是不同的，台北是一个市长下面14个独立的局，文化局是其中独立的局之一，它自己可以编报预算，是台北最高的文化决策单位。它可以作文化政策的决策、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历史建筑和古迹的保存、城市的文化和风光的审订等等。比如，台北市东区的发展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认为老房都应拆光，要建一个80层高楼的新城区，那么，我们文化局就会就台北市的文化前途对其提出反驳，提出保护与建设性的动议。
只有在两个局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决定这块地域的最终规划方案。所以，台北市文化局包括一个城市整体的文化艺术发展和城市规划的概念与大陆不一样。
在这3年多来，我有几个思维：第一，利用政府的机制，将民间独立的板块办得更强大、深入；第二，与企业家合作做城市文化建设，不依靠政府预算，造成民间发展文化的风气；第三，我有很深的贫穷的记忆，我想加大关注弱势人民的教育权和文化权的力度。
有一次我带领交响乐团到乡下去演出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搭台搭了三天，一个6万人的小镇来了1.5万人，演出开始前，大雨倾盆，1.5万个农民坐在台下一个也没走。散场后，一个老伯对我说：蝴蝶夫人算不了什么，你下次把比柴的“卡门”带来。
我在政府里想建立新的文化政策，比如我将预算书给要求申请文化资金的人看，让他了解其今后担当的独立角色及支持其项目的角度，也就是说，我让他们了解，我把钱用在民间的独立组织的培育成长上，希望其成长的独立地位很快能与政府的文化局形成制衡、监督。
在古迹保护上的思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自己编预算；一种是与企业家合作，而我选择了与民间企业的合作来做此事。因为，社会上一切事都依靠政府来做，造成人民永远依赖政府，民间始终没有独立的地位。但，如果我与企业家合作，告诉他们，这些文化古迹的保护和文化建筑修建工作是你们自己在做，而政府不过是提供这种作法的可能。
比如台北的迷宫花园就是我说服一个中小企业家团体来做的。他们各自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作原材料，有的捐出一个建筑设计师，有的捐出树干，有的捐出沙土，有的捐出石头等等，就是这种非常原始的方法让一千个中小企业联合的“扶轮社”在3个月做成了“台北迷宫花园”，供台北市的孩子在很拥挤的城市能有一片绿地花园去游玩。
之后我非常感动，我发现如果通过政府的预算机制来实施，3年都造不出来，但这个中小企业团体“扶轮社”却3个月做成了，而且不用政府1分钱。
下面还有一个传奇的例子就是过去台湾6任美国大使官邸的故事。1978年，美国与台湾断交，美国驻台大使官邸也随之关门。1999年时，时经20年，台北市民已不知其为原美国大使官邸。过去这栋别墅里有专门的文化室，许多前卫的艺术家在这里聚会。我1999年去看的时候官邸已被草木覆盖，我穿着长靴进入这栋房子的卧室，壁炉旁有一棵树穿过房间，枝叶已长到屋顶，我发现这个见证历史的老房子，有重新恢复的文化意义，但也同时希望由民间企业来做这一恢复和改建的工作。
我于是找到了台积电董事长张中谋先生，他决定投6千万将其改建为“台北之家”。建筑内包括一个咖啡馆，一个图书馆，一个庭院，一个展览厅，一个艺术电影院，而它的经营由候孝贤先生经管。正因为是电影艺术家本身这种艺术氛围的经营理念，这个地方成为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政府、企业、艺术家三方的合作。企业在餐饮部分获利，艺术家获得艺术空间，营利按百分比提取给政府，再投入新的文化建设。
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代美术馆的经营模式，旧的台北美术馆是由政府经营，那么我们的当代美术馆是由林百里等5个企业家来经营，让他们负起责来，不仅向文化捐款，还组织当代艺术基金会，让非营利这一板块增大，民间的文化自由空间更多。
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组织了一个企业家团体与艺术家团体相互搭配、互助互惠的模式。企业家负责常年资助艺术团体的艺术活动，尤其是培养有前途的艺术家，送他们去国外深造。艺术家负责对企业进行艺术指导和长期培养企业员工的美学素质。我就担当了这种机制配对的红娘。这样解决了艺术团体找钱难的困境，同时，企业家也找到了捐款的合适对象。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总觉得对许多困苦的人有不忍之心。柳宗元有篇短篇小说叫《捕蛇者说》，就是说人的社会生存的困苦比捕蛇的危险和灾害还大。这个故事虽不能比喻今天的中国，但当我看见如今城市里高速的发展和依然穷困的乡村差异时，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个故事。公民社会的建立就好比一群喝醉的人，总需要找一个清醒的人把他们送回家。那么，将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就在于这样清醒的人有多少。根据司马迁“富而有礼”的指示，这样清醒的少数，可能就在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中。
如果有人问我，我们为什么要改造社会，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我个人的理由就是“不忍之心”。因为，在繁华隐藏的苦难中让我生出“不忍”，我称之为“soft power”，“温柔的权力”我相信它可以延展到各个层面，它比轰轰烈烈的伟业，可能更有效。
最后，我想说有一年我到统一前的东德，在著名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传道的教堂的墙上看见这样一行字：“即使知道明天世界要毁灭，我还是会将树苗种下去！”这句话给了我人生很大的感动和鼓励！
谢谢各位！
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非常感谢龙教授温文尔雅的演讲。我谈谈我的感想。80、90年代成功的企业家，能向社会纳税捐款不成问题，但这不够，不仅拿出钱来捐助社会的环保、福利、慈善等事业，并将自己经营的成功经验传授给更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转换企业家单一的身份。我们万科是作房地产的，但是我们关注到江西的一个古迹民宅的餐馆要搬迁到北京来，为了更好的保护这种民间文化古迹，我们决定由企业花钱把这栋民宅买了下来，我们这样做就是想更多地为社会负责，后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保护民宅古迹的基金，我们出钱让当地人来保护它。这时听到龙教授的演讲的确颇受启迪。
协会秘书长杨平：龙教授很精彩的演讲以欧美公益模式为中国发展公民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并且，她用其在台北文化局长3年半任上的许多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操作经验，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抓住机会向龙教授提问。
刘晓光：我所经历的北京10年前的城市建设进程中，当时的专家都主张保护四合院，但是，无论是“温柔的力量”，还是“富而有礼”，是否能概括人性的不同层面的本质呢？
龙应台教授：这是个哲学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但从我这个层面说:我是韩非的信徒，一个社会的企业家是否行善与一个社会提供的制度很有关系，比如美国的企业家比欧洲的企业家捐款数额和积极性高，但是不是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善呢？显然不是，而是它有更完善的募捐机制，很专业的募捐技术，所以，制度上的鼓励对社会的善行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刘晓光：是否制度不健全，人就不善？
龙应台教授：理想的善心浓度是一个核心因素，但只有这一个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制度来促进，使善心变成一种实践。但中国目前许多制度还不配套，需要一步一步来做。
协会秘书长杨平：我们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企业家捐款是没有任何减税政策支持的，他们的善心的浓度是感人的。
联合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新：这是我几年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次演讲，龙教授提到对弱势者的关怀，对文化的不忍，正如柳传志所说，我们作为转轨经济的受益者，应该对社会回馈。但转轨经济的成本也很大。我的问题是中国头30年传统产生了断裂，而后来25年又面临开放的国际大气候，这里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关怀弱势者的文化的不忍之心，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转轨潮流，我们这些个人的力量，都能做些什么？
龙应台教授：对中国大陆的问题我知道得很少，今天这一代企业家的财富来源于突然转轨或接轨而发生的，与欧美企业积累财富回馈社会的观念相比，就应该回馈更大。个人或企业家的力量虽小，但企业家和在座的各位，比走在大街上普通人还是更有力量，其实，关键是我们如何竭力将观念变成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我赞成soft power的力量很重要，我也有幸去过“台北之家”，我想就企业家参与社会公益与龙教授作更具体的交流，还有回馈社会是否与宗教传统有关？
龙应台教授：钱穆和林语堂先生是两位与中国近代文化相关的人物，但不是台湾人，却终老台湾。那么，我找来企业家一个人分别认领保护一栋他们的故居，这种社会和文化意义都是有的，对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也是重要的。
香港中海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冯舟藜：我很疑惑，为什么中国70%的慈善款来自境外？
上海美通无限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中国20、30年代时，文化非常繁荣，出了很多大家，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这个水平，还要什么条件？
龙应台教授：今天的北京与上海相比，上海较发达、多元、开放，北京看起来比较不如上海，但我看到的是相反，北京是一个相对焕发的地方，北京空隙比较多，20、30年代是文化的空隙更多，而造成的繁荣，我看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教授康晓光：美国的洛克菲勒拿出了大量的捐款回馈社会，实际上受益者就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因素，所以，洛克菲勒的捐款也就间接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中国社会需要企业家的这一种自觉。
我的问题是促成这种回馈社会的观念的有①制度②人性中的善良③社会富足感，这三者是如何的关系？
龙应台教授：我认为，制度、理想、经济基础三者中，经济基础很重要，但不是逻辑的必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我的问题是：请教企业家与政府在市场中如何互动？
四川三通有限公司董事长艾欣：旅游开发对文化的破坏是明显的，那么如何将发展与保护并存？
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中国国企不能随意捐款，我们华远20年捐了7千万，没人承任，我以为中国没有公民，只有农民和市民，后者无法与真正的公民协调。我以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要是进步的阻碍因素。
龙应台教授：我在文化局任上的钱每一分都是受到严格监督的。企业家与政府打交道要有策略，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没有公民，今天要努力的就是这个目标。
21世纪的中国人要面向全世界，所以，要有全面的素养，不仅要提倡读儒家经典，还要提倡读诸子百家，还有西方文明中的文化经典，将经典作为人类共同文明的广义含义来把握、来对照、融会贯通。
刘晓光：我代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企业家和到会的嘉宾，再次向龙应台教授表示热烈的感谢！(本次活动由佛山天创数码集团提供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