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恳谈会议纪要

http://www.sina.com.cn 2005/01/18 11:24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时间：2004年6月5日 13：30—14：30

　　地点：阿拉善月亮湖宾馆会议室

　　人员：当选会长、副会长、监事长、秘书长、媒体记者

　　新浪记者：

　　昨天晚上的发起会很热烈，一开始制定章程里面规定不仅仅是阿拉善治沙，修改以后却不一样了，你是怎么想的？

　　刘晓光(会长，首创集团总经理)：

　　原来的想法没有变，第一是治沙没有变。前提是先治阿拉善，其他的暂时不谈，根据今后几年的情况再说，是分两步走。第二就是治沙是个综合问题，涉及水源的问题、种植的问题、再就业问题等等，挺系统的。还有就是阿拉善是不是用绿色GDP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问题，如果只是搞GDP就有问题。

　　新浪记者：

　　首创会在中间做一些更大的投入吗？

　　刘晓光：

　　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平等的，首创下一步做得更多的不是其他的事情，是联络、沟通，首创和世界联络的机会很多，我们要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

　　张树新(副会长，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是企业家的自发群体，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市场化的治沙模式，不同于政府治沙，而是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市场化机制，企业家本身有市场化的能力。我们(协会)今天刚刚成立，希望未来的专家组能够做好这个事情。

　　中国经营报记者：

　　我们关心未来的情况，实际运作效果到底怎样？可能其中有基金的一块，这又将作何考虑？是通过信托的方式还是项目的运作？

　　刘晓光：

　　将来有两个方向，第一就是企业家捐的钱是很小的部分，主要用于软件方面，包括项目的规划、组织机构的成立等等，是长期的，未来十年会不断有资金进来。关键是下一步的运作，比如说和国际机构合作等。关于资金的运作，一方面是有专家论证的项目才会投入一笔钱，第二部分的钱暂时闲置，就像社保基金一样进行招标，谁运作得最好就给谁，之后这个钱还打到市场里来，是良性的循环。

　　文明杂志社记者：

　　现在你们进行的工作是非营利性的工作，而过去你们的企业是以营利性为目的，你们个人对这个事情有怎样的感受？台湾的同仁如何看待大陆企业家，如何看待这次行动以及日后对中国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张树新：

　　我觉得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对我们生存的社会负有责任，包括对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负有责任，这是人类本身的一种责任，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作为企业家群体，在社会上我们做了很多的事，创造了很多的经济效益，但是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应该对社会责任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再有就是，过去这样的事情(编者注：指这次阿拉善治沙公益行动)比较少，希望从我们这里开始会越来越多。

　　马蔚华(监事长，招商银行行长)：

　　我第一次收到晓光的发起信时，第一个反映是应该做。为什么？每个企业都有这样的感觉，可能语言表达不一样，因为你这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企业的成功也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一个企业应该有良知，要懂得回报社会。我从这一点感触到，中国的企业家在成长，在成长过程中时刻也没有忘记社会给予它的东西，所以总想找机会回报给社会。昨天晚上我们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愉悦，很开心。

　　刘晓光：

　　我参加这个协会原因有4点。第一点是受到震撼、震惊。我去年10月份来到了宁夏边界，觉得和阿富汗一样，之后到了阿拉善更看到了贫瘠、荒漠、沙化，感觉到很震撼。第二就是责任心。中国的企业家原来很穷，慢慢富了，(企业)做大了，就应该理智地参与到环保工作中来，为人类，也为自己。第三，我觉得我有这个条件。很多的朋友，包括王石，我们都有这样的共识，我们有这个能力把大家召唤起来做这个(公益)事情。第四，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对企业家精神生活的一种充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审美。一个人从穷变富，然后怎么样？我个人感觉，精神的东西占60%，物质的东西占40%。还有一条，我和其他的企业家一样，想追求一种和谐。

　　林荣强(监事，清华同方环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将近一百年前，中国江浙的一位企业家，从封建地主转变成工商业的企业家，他在自己的企业设立了一个基金，写了8个字“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这是第一代地主转型工商业人士的觉悟，何况是我们的现代企业。我同意王石的想法，每个人追求最高利益的时候，正是对整个社会贡献最大的时候，无形的手就在这个地方。(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有13年在内蒙古治沙，但是不科学，(努力)全都白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有专家委员会，一定要讲科学。

　　张树新：

　　从昨晚到今早，开放式的讨论大家都参与了，从成立到制度的设立，我们希望让这个事情持续很多年。今天我们只是发起人，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可能到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看清，这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情)。

　　王石(副会长，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我的感慨非常多。我感慨我们有这种组织形式，有(这样的)民主气氛，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借助治沙这样一个载体进行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们的召集人和会长他们的态度，第一是搞好，第二是监督好，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缺乏的。治沙能不能有结果，结果怎么样我觉得在其次，它只是载体，(关键)它体现了一种民主的气氛和精神，这对社会的进步意义非常大。所以，不要说我们不能失败、经不起失败，我们不能太在意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关键是对我们自身的改造，所以，来的企业家都很兴奋，都在说，这是一个突破，这是一个创举，海归派、本土派、草根派，大家在一起相融，一起做事情。我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

　　韩家寰(副会长，大成长城公司董事长)：

　　我一直很震撼，几次和企业家们谈话，我觉得震撼没有停掉。昨天一路见到贺兰山、见到沙漠，到晚上开会，有一种民族感情的震撼，大家敞开发言，我有点担心今天可能产生不了结果，可是大家一下子拉回来，团队的精神很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也是有感而发。

　　高文宁(副会长，新加坡耀恒咨询公司董事长)：

　　我讲三点，第一点，我首先摆正这个位置。这是中国人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台湾和大陆的区别。第二，很多人认为什么事情都要政府做，以前所有的活动都是以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或者指导，未来随着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展，这个趋势势必在改变，一定需要更多人来共同关心自己的环境，共同关注社会的每件事情。第三，我在美国的时候，接触过很多这方面的公益组织，我想把我的经验、想法或者能力贡献出来，协助晓光和树新等，在国际机构的部分发挥更大的力量，说服国际的机构参与我们的组织，起一个桥梁的作用。

　　新浪记者：

　　刘总，昨晚近似失控的场面你怎么想？

　　刘晓光：

　　昨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觉，我想好了的名单、机构等等都被打乱了，我觉得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权威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当然我们(更多的是)也兴奋。

　　基金会想要长久关键有4条：第一我们的宗旨是向上的，(宗旨)对了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第二，规范的制度。第三，科学的论证。第四，项目负责制。有这么几条，再加上没有了私人利益(的考虑)，谁也不能从协会上捞一把，只要规范化、国际化，按照市场走，坚持科学、民主，不好好干就换人。所以，我相信它是有生命力的。公信度和影响力也很重要。

　　马蔚华：

　　刚才每个人说的意见不同，这本身就是民主。我们应该以更正确、科学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争论正是我们有活力的重要表现。

　　新浪记者：

　　你们是以公司的名义还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做这件事情？

　　马蔚华：

　　这是个人和公司的结合，公司是我们的后盾，人可能退休了，但是公司还在，我们的责任是把我们的思想变成公司的整个行动。

　　《南风窗》记者：

　　对每个企业来说，投资这笔钱有没有作为企业的战略考虑，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精神追求？

　　王石：

　　不要过多地问你们能否持续发展下去，以后怎么样，这个意义不大。我们昨天的会议是开放性的，你看到就会有这种感受，这是一个种子资金，不在于你拿多少，但是也不会成为企业的负担，这样才可能持续发展，让大家积极地参与。

　　张树新：

　　我是学化学的，一个晶体，最早的晶体结构决定最后的晶体形状。它最早实际上是DNA的问题，我们这些发起人是设计DNA，如果我们在合适的场所做了合适的DNA，五50年之后会达到它的结果。我们今天发起、建立这样的组织，就是希望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制度结构。

　　《经济观察报》记者：

　　这个时代过度的商业化。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你们这次扮演的角色被过分夸大了？这种环保行为，是不是你们某种抱负无法实现的一种转移？第三，我真的想知道，你们最初的环保意识产生在什么时刻？我很好奇一百人来这里，有多少比例是朋友关系，是不是一种盲从？

　　刘晓光：

　　多少人有真正的环保意识，这一百个人我真不敢说。确实有一部分人是我拉着来的，不来不行，为了环保，但是他们一来就觉得对了。第二，你说我们有表现欲，我说没有。我们在新浪网上很低调，开会之前基本不宣传，我们的想法就是尽可能低调，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说是不是找出空间来释放，我承认我是有的。

　　张树新：

　　其实我们开车经过贺兰山的时候，就有人对我说，如果沙子爬过贺兰山北京就没有了，(这句话)对我震撼很大。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制度结构，让后人做下去。

　　某媒体：

　　专家组以后怎么工作？

　　刘晓光：

　　第一，我们的专家组已经组成了，将来我们还会有专家进来。第二，我们将来肯定会对专家组进行一个规划，(看看)阿拉善到底怎么治沙。第三，专家组的作用非常大。比如说我们提出的项目怎么样，需要专家组的评判。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导我们是不干的。